新世纪河南文学的城乡叙事及其新变-焦点消息

新世纪河南作家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于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生态恶化、文化衰落的书写，从启蒙角度对乡村基层权力的批判，对都市文化多元性、包容性的呈现，对开封、郑州历史的打捞，对当代都市文化中人们被欲望所主导的现实的反思，使得新世纪河南文学的城乡叙事颇具文学、文化价值

(资料图片)

□潘磊

新世纪以来，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市和乡村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河南在新世纪发展迅速，其地位也愈来愈重要。

现实的发展变化为河南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新世纪河南文学也延续了一直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本土的李佩甫、邵丽、南飞雁，以及离开河南的乔叶、刘震云、周大新、刘庆邦、梁鸿等的创作，都直击时代现实，城乡问题，成为他们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

新世纪河南作家笔下的乡村不再像姚雪垠、李凖小说中那样象征着苦难与无望，而是传达着作家的时代忧患意识——乡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经济状况得到了较大改善，但也带来生态破坏、传统乡土文化的衰落等问题。周大新《湖光山色》中的乡村女性暖暖，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熏陶之后，开始努力改变乡村社会的生活现状：由零散的家庭个体导游发展到开办旅游公司，由单一食宿导游走向联合经营“度假屋”，楚王庄凭借优美的生态环境成为都市人游乐休闲的好去处。但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城市的旅游公司大兴土木，破坏了楚王庄的生态平衡。发展旅游业给乡村带来财富的同时也扰乱了乡村生活的平静，原本淳朴的乡土文化岌岌可危。乔叶的《拆楼记》围绕土地展开叙述，颇具时代特征。山阳市高新区建设需要大量土地，市区的一些政府机构已率先获得了地块，房地产商也开发了商品房住宅小区。处于这一链条最末端的以“我姐姐”为代表的几户农民，将自己的利益与村支书弟弟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深刻揭示了乡村文化的巨大变化：土地不再是农民的生命之根和情感寄托，而成为谋取更大利益的工具；寄托着农民古老生命情感的“土地庙”挪到了学校的四楼，“土地庙”被架空，仿佛也喻示着当时乡土精神文化的失落。

更重要的是，善于批判乡村基层权力的河南作家将新世纪乡村基层权力的运作逻辑深入揭示，具有深刻的启蒙意识和批判意识。《湖光山色》中的旷开田既是村主任，也掌握着旅游公司的资源，村民忍受着他的欺压。《拆楼记》中村支书弟弟坦然接受着权力带给他的隐形价值。乔叶、周大新也有意凸显了新世纪的农民形象，他们视野开阔，理智豁达，能够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暖暖具有现代意识，懂得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村民们的权益。《拆楼记》则如实记录了农民在维护家园过程中公民意识的生成。为维护自身权益，他们在乡村知识分子赵老师带领下，通过法律手段，以《土地所有权使用证》《土地承包合同》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河南作家有浓厚的恋乡情结，喜欢执着地书写乡村，但在新世纪，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变化是，越来越多的河南作家开始更多地将城市作为书写对象，他们的城市书写出现多元化趋势，不同代际的作家呈现出相异的审美风格。李佩甫、周大新等50后作家对城市抱有情感的排斥与隔膜，城市在他们的笔下往往是欲望、罪恶的符号。李佩甫在《生命册》中将都市视为欲望的象征，并以乡村生命的质朴衬托出城市中人被欲望、金钱绑架的现实。小说中的骆驼在欲望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投资失利后跳楼自杀，某种程度上他成为都市欲望的象征。乡村叛逃者吴志鹏，正因为与大地的精神联系，使得他能停下来思考，最终接管厚朴堂。李佩甫对城市文化情感上的排斥、对乡村文明的眷恋可见一斑。周大新的《21大厦》一方面写出了大都市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小说中那无所不在关在笼子里的黑色大鸟，成为都市人生存状态的象征，又折射出周大新对都市文化的隔膜，主人公小谭只有在乡村才能找到纯洁女性的执念，无疑只是作家对乡村的美好想象。

不同于李佩甫、周大新等50后作家对城市在情感上的排斥与隔膜，乔叶、南飞雁等年轻作家对都市有天然的亲近感，有着鲜明的都市意识。乔叶曾借小说人物之口抒发自己对都市的热爱，“我就是不喜欢大自然，我就是喜欢钢筋水泥的城市，怎么了？……”乔叶早年散文写作的成功使她具有文学市场意识，她注重展现在婚姻中及婚外恋中两性微妙复杂心理，经由对都市女性婚姻困境的揭示，达到对女性自身存在的审视与反思。《妊娠纹》《黄金时间》《失语症》揭示中原内陆城市中，中年女性的深度心理困境，及单调平淡的生活对人精神的腐蚀与消耗，既有张爱玲的辛辣笔触，又有刘震云的几分新写实色彩。乔叶还擅长写中原的饮食文化，烩面、羊杂碎、京都老蔡记、玉米糁、牛肉面等美食，给郑州增添了别样魅力。《藏珠记》中乔叶对豫菜所象征的中原文化有透辟理解：“豫菜，甘而不浓，酸而不酷，辛而不烈，淡而不薄，香而不腻……咱们的特点就是甘草在中药里的作用，五味调和，知味适中。所以内行常说，吃在广东，味在四川，调和在中原。”

80后作家南飞雁早期小说与刘震云颇有几分相似，他多篇作品描写中原城市的公务员，讲述他们人到中年灰色的人生。2019年南飞雁推出了长篇小说《省府前街》，以开封的沈家为中心，串联起了1937—1954年开封、郑州两座城市的历史。小说还原了这一历史时期开封的城市历史，写出了城市的各个阶层的风貌，展示了动荡历史中的凡俗人生，展现了沧桑的历史感和浓郁的中原文化气息。老开封的传统民俗成为小说重要组成部分，饮食如羊肉汤、花卷馍，戏园里的曲目《春秋配》等，开封城的老字号如陆稿荐、豫盛和、包耀记、晋阳豫等，都出现在小说里。

学者刘增杰指出，以农耕文化为基础带有小农经济特征的中原文化心理结构，具有超稳定的文化心理倾向，在心态上的突出表现是知足常乐的内向性，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恋乡恋土情结。不过，对河南作家来说，“恋乡恋土”所恋的已非现实中的中原故土，而是精神上的“故乡”与“大地”。李佩甫的小说中，“大地”毋宁说是一个精神化的土地，能对抗当下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人性的扭曲和异化。《生命册》中最感人的当属作家对乡土生活的诗性怀想，那些牛毛细雨、瓦楞上的滴水、夜半的狗叫声、蛐蛐的叫声、倒沫的老牛、门搭的声音、谷草垛、钉在黄泥墙上的木橛都使得中原乡土充满了诗情画意，温暖着读者的心灵。邵丽《金枝》中的拴妮儿，很大程度上是中原乡土女性的象征，她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以自己的包容、执着、勤劳支撑着整个家庭。她的生命与大地联系在一起，“我”和她的联系也是“我”与中原大地的生命联系，喻示着大地是每个人的生命之根。

总的来说，新世纪河南作家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于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生态恶化、文化衰落的书写，从启蒙角度对乡村基层权力的批判，对都市文化多元性、包容性的呈现，对开封、郑州历史的打捞，对当代都市文化中人们被欲望所主导的现实的反思，使得新世纪河南文学的城乡叙事颇具文学、文化价值。但不可否认，由于中原文化整体是基于农耕文明的文化，与中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相伴而生的保守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河南作家的作品所能达到的深度。过于沉重的现实关怀，也阻碍了河南作家想象力的飞扬，在思想的底蕴、文体的创新上显得有些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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