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上的河南故事丨三通石碑铭刻中原水利记忆

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 张体义 见习记者 张魏

近日，各地抗洪防汛进展牵动人心。自古以来，兴修水利、防治水害一直是治国安邦的大计。

(资料图片)

《尔雅·释水》中记载：“江、河、淮、济为四渎。”其中河、淮、济的渎庙在河南。历代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和遗迹众多。

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中有145通河南碑刻上榜，其中3通与河南历史上的疏通河道、治理水患有关。我们一起来领略这些石碑上铭刻的水利记忆。

见证黄河堵口的“郑工合龙处”碑

“一部治黄史，半部中国史”，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明的摇篮，但彼时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水患频发，给中华儿女带来无尽灾难，而正是与自然的斗智斗勇，孕育了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

河南省入选《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的，有黄河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郑工合龙处”石碑。

“郑工合龙处”石碑记述了清代最大的一次堵口事件。据历史记载，1887年，黄河在郑州下汛十堡（今花园口乡石桥村）决口南泛，由贾鲁河入淮，导致15州县受灾，灾民约180万人。光绪皇帝派多人督促整修堤防，均未获成功。河东河道总督吴大澂接办后，筹划有方、措施得当，于1888年12月指挥决口合龙。

正是这次堵决成功，使黄河南流成为历史、黄河北流成为惯常，为当代黄河下游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次工程中，水泥、电话、铁制轨道运土车等首次得以使用，开近代在黄河上引进新型材料和先进技术之先河，史称“郑州大工”，遂立碑纪念。

该碑为清代河东河道总督、著名收藏家、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吴大澂亲笔撰写，也是证明光绪十三年，黄河在郑州下汛十堡东决口、堵复始末的唯一实物，是研究黄河特大堵口工程的重要参照，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被誉为“黄河上的三绝碑”。

石头上的豫东治水图

豫东黄淮平原是天然粮仓，历史上也屡受水患之灾。商丘博物馆收藏有一块《清乾隆开、归、陈、汝水利图石碑》，生动地记录了清代乾隆年间豫东28个州县群众开展的一次水利大会战。

与一般只题字的碑刻不同的是，该碑内容分为左、右两部分：左侧为碑记，右侧为河渠图，图文并茂的叙述方式在古代非常少见。

左侧碑文由时任河南巡抚胡宝瑔撰写，楷书，竖行，计485字，记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二十三年（1758）豫东兴修水利、开挖河渠的情况以及镌刻此碑的目的和缘由。

右侧河渠图绘制的是开、归、陈、汝四府所属二十八州县在治理水利工程中所开沟渠和河道的综合图，绘出了兴修水利的范围西起密县、东至永城、北自黄河、南达新蔡，同时还标明了每条河道与沟渠的发源及流向和施工的具体长、宽及深度。

据《清实录》记载：清乾隆二十二年五六月间，“河南、归德、陈、许等属各县，夏雨连绵、秋河淹浸”，“各县水占地亩，重者十分之三、四，轻者亦十分之一、二”。足见水灾严重，如若不兴修水利加以干预，必会民不聊生。

乾隆皇帝任命江西巡抚胡宝瑔为河南巡抚，与钦差侍郎裘曰修共同筹办此事。二人经过详细的勘察后提出先开凿干河，再开凿支河、随后开凿沟渠，将沟渠的水引入支河，再由支河流入干河的疏浚方案。

在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是少有的，由于治水方案策划周密，官民齐心，仅用数月就竣工，对于保证人民财产安全、发展农业生产功不可没。

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良田介绍说，《水利图碑》作为记录清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河南省开、归、陈、汝四府所属二十八州县与水患作斗争，开挖沟渠，兴修水利，为民造福这一历史史实的文物，是历史上豫东治水留下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显示出古代对兴修水利的重视，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

横跨明清的《淮源碑》

桐柏山顶的一口井，竟是淮河源头。

淮河，又称淮水，源于桐柏山主峰太白顶北麓。相传大禹治水，三至桐柏，捉住淮河水妖“无支祁”，用铁链锁于井中，从此淮水不再成灾。

淮河作为“四渎”之一，祭祀历史悠久。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221年）便建淮祠，后历经朝代变迁兴修扩建，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历代统治者均遣官祭淮，仅明代就达36次之多。

淮渎庙是古代为祭祀淮河水神而修建的庙宇。在广为流传的汉碑拓片中，有隶书《淮源庙碑》，碑文中有“延熹六年正月八日，南阳太守中山国卢奴君……立庙桐柏，春秋崇奉”的记载，据专家考证，该碑为元代翻刻，可惜重刻碑后来也被毁了。

《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收录的《淮源碑》指的是桐柏县淮源镇淮祠内明清时所立的石碑。一面刻有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重建淮渎庙纪》碑文，一面镌清康熙年间知县高士铎书笔迹苍劲的“淮源”二字。淮源碑已是淮源的象征，对研究水文考古和淮河水利的开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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